学阳明：小心中王阳明的“毒”
提问：
有人说阳明学本身也有问题，于后世有很大的流弊。您如何看？
董平教授详解：
既然讲到这个话题，我们不妨稍微探讨一下。
一方面，阳明先生讲学，他一辈子的行迹是飘忽不定的。他一辈子最集中的讲学大概有两个阶段：一个阶段是他从正德六年到正德十一年这个阶段，正德六年离开庐陵县，然后接着官南京太仆寺少卿，太仆寺那是养马的差事，很闲的，所以他集中讲学，这个五六年实际上是集中讲学的时候。第二个阶段是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七年，就是他去两广之前。这个两个集中讲学时间，其他都是走到哪里讲到哪里，也是飘忽不定的。有些话今天讲了，他明天就走了，现场听的弟子未必真实能够领会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有人听你讲课，他未必一听马上就领会你的意思，然后他还以为自己领会了，这是一个情况。
那么更重要的一个情况是，阳明心学几乎是颠覆了北宋以来主流的思想学说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他是很有颠覆性的，至少他把朱熹的东西全给颠覆掉了。那么这一来他当然影响广大了，影响广大了以后，当然也会遭到其他一些人的批评、反驳，你像顾东桥不就是在批他吗？往后他曾经的弟子也批他，黄绾批得批厉害了。
你像黄绾跟他不是一般的关系，这个私人关系是极好的，但是在学术上，黄绾晚年批王阳明批得非常激烈，这都是事实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个人觉得是两个缘故，一个缘故就是如果他把这些个所谓的传统之见都颠覆了以后，那些在传统之学当中浸润出来的那些学者，他们愿意吗？你能把我这个学问根基全部反掉，说得一无是处，他肯定反你，这是一个方面，他遭到各种各样的批评。另外一方面，弟子们对他的理解观点也不一样。
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我觉得王阳明死得太早，所以他晚年的确没有预备，还没回到家就去世了，所以他还来不及对他真正的晚年思想进行系统化的再次完善，这些都是缘故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一个钱德洪，一个王畿。我们将来讲下卷的时候会讲到“四句教”问题，钱德洪、王畿理解有完全不一样。
圣人也有其不得已
按照王畿的理解，你像“事物之来，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”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致良知。所以王畿由诸如此类的观点得出一个说法叫做“良知是现成的”，本来严格说来，说现成没错。但是我们通常理解，就会把“现成”两个字理解错了，就出大错了。严格意义上讲的现成是什么意思呢？
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，这个“未发”，当下呈现叫做现成，但是我们口语当中，讲来讲去“现成”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今天我回去吃晚饭，到妈妈那里吃个现成饭去，变成这么个“现成”了，这个现成就是已经在那里等，这就出问题了。所以王畿包括他的后学，之至于到了反对讲“致良知”的程度，因为良知本来就在那里，本来就是顺的。结果你说个“致良知”，王畿说过一句话，就是“良知本顺，致之则逆”，你看看这个理解偏差到哪里去了？
那么既然如此，大家就随着，就是满大街都是圣人，甚至鸡鸣狗盗，都觉得是可以的，有道理的，“随其性情之发就致良知”，这就偏离太远了，所以我说理解上也会有问题。那你这么个理解，当然也有很多人不会有这种理解了，那么学派变得越来越多了，各个地方所传的阳明学基本上都不完全一样，就会有这个问题。
阳明学是很有颠覆性的，阳明先生自己是讲过这个话的。既然良知是准则，那准则在不在《六经》，在不在孔圣人，在不在尧舜禹汤？所以问题很严重，所以王阳明是明确讲过的，不管是谁，哪怕是孔夫子，你所说的话跟我良知是不合的，我就不听。所以这里才是一切的根本，最后就到了这个程度，所以王阳明的思想往后来，到大概是一传二传，到了三传四传的时候，那就已经变成了是具有很强的别的一个方面的作用。以至于明代中晚期的市井生活，一种社会的时代风气，我们讲得好听一点，叫思想解放一类的现象，实际上都和王学的流行有关系。
阳明学导致了明朝的灭亡？
但真懂得阳明学的人他也不会那样做，他倒也能够是始终不昧本心，行为高尚，令人敬仰，这一类人同样很多。所以在阳明先生去世之后，大概到晚明时候，一方面是延续着王学，同时也掀起了对王学的反思和判决，那最有成就的，我觉得是刘宗周，是王阳明的老乡，绍兴人。刘宗周，蕺山先生对于阳明学的反思和批判是非常完整的，他在某种意义上也重建了心学，就是蕺山学。这个刘宗周也是黄宗羲的老师，入清之后，清代早期，明朝灭亡了，所以有很多人，反对王阳明的人就说，就是因为阳明学的过度流行，大家都流入一种游手好闲的状况，堕入于一种空谈之末路，空谈误国。所以明朝的灭亡要归咎到阳明学头上，清代早期再次掀起程朱陆王之辨。
以前是讲朱陆之辨，清代早期就变成了程朱陆王之辨，那个也是学术史上的大事。所以清代早期也有一些学者，当然有很多了不起的学者，讲道理的、摆事实的，进行理论辨析的，对不对？那也有一些不讲道理的，比如说清朝第一位从祀孔庙的陆陇其。这个陆陇其，他是朱子之学的坚定信仰者、护卫者、捍卫者。他就说，不管怎么说，凡是朱熹说的就是对的，凡是你王阳明说的就是错的，道理没有，就到这个程度。他的说法听起来非常好，学术之弊，有本原之弊，有末流之弊，说得非常好。但是接着就说了，说朱子之弊是末流之弊也，陆王之弊则立教之弊、本原之弊，论证呢？没有。
等到康熙的时候，等于说考据考试再次用朱熹，好了，王阳明退场。
实际上阳明学传到日本的情况，实际上是很复杂的，它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社会舆论说的那样，什么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就是一个王阳明的差距。我们阳明学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多么重大的贡献，多么伟大的影响，未必如是。因为阳明学传到日本去的情况也很复杂的，人家搞什么明治维新之类的，显而易见并不是说在王阳明的思想指导之下搞明治维新，这个根源性问题一定要看到。
更何况我很坦率地讲，我不专门做日本阳明学研究，我也不专门做日本研究，我知之甚少。但是做这方面的学者也谈到了，阳明学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多种的。有可能比如说倒幕运动，的确有相当的影响。不少人对阳明学从一个很正面的角度去学习的，介入了倒幕的运动，如中江藤树等等这些人，也的的确确从阳明学这里汲取了变革的一些思想。
《传习录》文本：
来书云：“今之为朱、陆之辨者尚未已，每对朋友言正学不明已久，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、陆争是非；只依先生‘立志’二字点化人，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来，决意要知此学，已是大段明白了。朱、陆虽不辨，彼自能分得。又常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，辄为动气。昔在朱、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，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，分明亦有动气之病，若明道则无此矣。观其与吴涉礼论介甫之学，云：‘为我尽达诸介甫，不有益于他，必有益于我也。’气象何等从容！常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，愿朋友皆如此。如何？”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，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，各自且论自己是非，莫论朱、陆是非也。以言语谤人，其谤浅，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，而徒入耳出口，呶呶度日，是以身谤也，其谤深矣。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，苟能取以为善，皆是砥砺切磋我也，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。昔人谓：“攻吾之短者是吾师。”师又可恶乎？
董平教授详解：
不要陷入到别人的是是非非
“又常见朋友中有人议先生之言者，辄为动气。”你看看，我们刚刚还说到这个意思，有人批评阳明先生之言，所以作为阳明先生的学生，这个周道通就觉得不愉快，辄动气。“辄为动气。昔在朱、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，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，分明亦有动气之病。若明道则无此矣。”这些都是周道通的话。
我叫人家不要辨朱陆，只要立志就是。那么看到有人对阳明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，我就不免动气，所以他又由此想到朱陆二先生当年他们相互争辩的时候，也不免有动气，圣学工夫也不是那么的纯熟，见解也不是那么的分明，所以也动了气。正因动了气，所以使后世人议论纷纷、没完没了，这是周道通的说法。他说如果像明道先生这般，那就没有这个问题。
你看，“观其与吴涉礼论介甫之学”。明道就是程颢，介甫就是王荆公、王安石，所有这一帮理学家没有一个喜欢王安石，荆公之学都被他们批得一塌糊涂了，这个事情就复杂了，讲起来就很费劲了。但总而言之，王荆公不是二程的朋友，既不是他们的学术上的同道，也不是他们政治上的同道，都不是，总而言之是对立面的。
但是你看怎么样？“为我尽达诸介甫，不有益于他，必有益于我也。”意思是什么？这个程明道先生给吴涉礼写信，这封信里头肯定是批评了王荆公，但是他跟吴涉礼讲，你把我对王荆公的这些批评的话全部传达给王荆公，传达给介甫，这个传达要么就会对王介甫有益，不有益于他，那就会有益于我。
为啥？如果他错了，是这样的，那则改之；如果我错了，那么我改之，这叫做“不益于他，必益于我”。你看这是何等气象，我们做不到。所以这个“气象何等从容”，真的，大程子是气象宏大，为人宽厚，所有史料记载在这一点上没有出入。
“尝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，愿朋友皆如此。如何？”这个“如何”，其实是怎么样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希望阳明先生对他自己前面的见解谈个看法。
看王阳明怎么讲。阳明先生对他的回复是：“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。”连用两个“极是”，那就说明王阳明是完全彻底赞同周生的这个观点的。所以他接着说愿你，“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，各自且论自己是非，莫论朱陆是非也。”这个多对，朱陆的是非完全是朱陆的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今日，你自己是当如何。
所以“以言语谤人，其谤浅，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，而徒入耳出口，呶呶度日，是以身谤也，其谤深矣”。王阳明的这个话真的透彻，他说以言语诽谤人，这种诽谤只是浅浅的。可是你自己不能身体力行，你不能身体实践，便与圣人之教导，也不过是入耳出口，如是而已。那是以你自己的身，以你自己的行在自我诽谤，这个诽谤就怎么样？那就深了。
所以，“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，苟能取以为善，皆是砥砺切磋我也，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”。我们刚刚也提到过这个意思，阳明先生的学说出来，观点出来，那天下是谤议沸腾，各种观点都有，人们议论纷纷，都以为阳明先生是要标新立异，都以为是故作高深，故作新奇，受到种种非议。
王阳明在这里说，“天下之议论我者”，当然这个“我”是泛指，不一定就是指王阳明。他人对于我的议论、对于我的诽谤，我能够从这种议论当中，能够取以为善，能够从议论当中真实发现自己的不足，那对我来说就是有益的，有价值的，是不是？是好的，那么这就是他深对我的砥砺切磋，我视之为朋友。
所以说“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”，哪怕是非的，哪怕是不实的，哪怕是虚妄的，也对我提个警策，对我有所警醒，也为我道德之进，德性之日进有所帮助，也是一种砥砺。如果我们真能以这样的一种胸怀，去对待世人对我之诽谤，当然我相信阳明先生的确是这么讲的，他不只是这个地方提到类似的这个观点，类似的观点他在别的地方都谈到。
以不辩为解脱，以尽心为有功
当年打完朱宸濠，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诽谤，以至于他的弟子陆原静等等都要为他上书皇帝，为他辩白。王阳明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你们不要辩不要辩，他说“无辩止谤”没听说过吗？他讲的也是同样的这个意思，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，黑的不会因为你言语漂亮就变成白的了，白的也同样不会因为你极力诽谤就黑的了，你看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们一般人哪里做得到这个？所以我说阳明先生讲心地光明，此心光明他不是虚讲，他这里也讲到这个意思。
“昔日谓：‘攻吾之短者是吾师。’师又可恶乎？”孔夫子当年讲，三人行必有吾师，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。所以一切他人对于我的议论，甚至是诽谤，对我而言无非都是警惕修行进德之地，皆是对我的砥砺切磋，是之为师长，这个了不得！（节选自教学片：董平教授详解《传习录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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